全军出击: 战场法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仁义!

全军出击: 战场法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仁义!

圣人不得已而用之

所谓“兵者,凶器也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”,在《周礼》中对战争的规定非常严格,就是交战双方都要遵守承诺,不以阴谋狡诈取胜,这即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缘故。不过,后世对周王国后期的战争,皆评为“春秋无义战”。《孙子兵法》载:“凡用兵之法,驰车千驷,革车千乘,带甲十万,千里馈粮。“成千的军将,上万的骏马,要是没有章法,冲到战场上就会非常混乱,所以就需要阵法排列,要有指挥的将军。

春秋战国的战争,讲究师出有名,双方对阵时往往有国君在场,而双方国君交战前还得互相行礼,要是没有行礼,就不能开战。双方没有摆好阵法,战争往往也无法开始。《左传》里有段记载宋襄公的故事,”既济而未成列,又以告。公曰:不可。“宋襄公与楚国交战,楚国未渡泓水,宋襄公不愿主动出击。等到楚国上岸,宋襄公又以楚国没有摆好阵法为由,拒绝与楚国开战。

不鼓不成列

泓水之战的结局就是宋襄公惨败,但宋襄公却因此战赢得仁义之名,虽说这种仁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,但宋襄公之”君子不重伤,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,不鼓不成列“,就成为后世对仁义之师的基本判断。宋襄公的楚泓之战是否为真,很难界定,从宋国在史书中多受贬斥,似乎就能看出,宋襄公对仁义的迂腐,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存在夸张的成分。

殷商卜辞载:”王作三师,右、中、左。“,武王伐纣,"周师三百五十乘,陈于牧野","陈"通"阵"。春秋之前的军队作战,往往排列成左中右、上中下、前中后的形态战争中阵法的出现,可谓是拉开了谋略性战争的序幕。松散粗糙的战斗阵型,逐渐培育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组织性的战斗团队,战斗力成倍提升,战争中的屠杀亦成倍增加。死伤多了以后,诸侯列国对于迂腐的《周礼》,内心深处就是非常抵制的。春秋伊始,尚且有齐桓公的”尊王攘夷“,晋文公的奉天子诏和宋襄公的仁义之战,对阵法的运用亦遵循着周王国的体制,多为上中下三军,如晋国更是以中军主将为军政大权的掌舵者。随着春秋后期礼崩乐坏,到战国时代,兵法中的”兵者,诡道也“,就为更多诸侯所接纳。

军中的令旗,就是军鼓之声

宋襄公崇尚”不鼓不成列“,那么什么是”不鼓不成列“呢?就是说要等到双方都把阵法排列好,才能全面开战。只要有一方没有摆好阵,就不能开打。摆好阵法的时候,就是击鼓的时候。双方兵将,不管摆的什么阵法,除了主将的号令,军中的令旗,就是军鼓之声。当军鼓之声响,全军就要出击。铎声响起,全军就要撤退。阵营之鼓铎,就成为后世战争的标配。

宋国的军队显然是当时最遵从阵法规矩的士兵,宋国的阵法操练,也绝对遵照严格的规矩和法度,该冲锋时冲锋,该撤退时撤退,在阵法中有着各种信号和口令,而且宋国的兵将们并非是乌合之众,只是遭遇了更为训练有素的楚国而已。任何阵法都有其优劣势,若没有随机应变的主将,若没有决胜千里的谋略,则更多看中的是兵将的作战素质,看中的是兵将的数量。《武经总要》载,“当敌以正阵,决胜以奇兵,前后左右俱能相应,则常胜而无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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